文 | 晏格文(Graham Earnshaw )

此时正值五月初，油菜花已经谢了，而中国中部农村地区的生活正儿八经地进入下一个阶段——插秧。在安徽的这片山区，农田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休耕状态，到了四五月间，这些田地就“复苏”了，等过了九十月份，它们又要回归“睡眠”状态。
这里没有拖拉机，耕种时也没有使用机械。每块梯田的大小、形状不一，独一无二。谁也不知道这些农田修建于何时，一些农田或许已经是几百年前修造的，其它农田则可能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构造巧妙的埂堰和沟渠，以及向每层稻田灌水的水道网络，都建造得非常精确，且易于维护。在四月初，水被灌入休耕的稻田里。同时，秧苗在茁壮成长，被分成一块一块的，绿得明晃晃的刺眼，十分集中。
水牛离开了牛棚，在一年中唯一的忙碌时刻里劳动，为自己谋生。放在农场角落里、几乎全年都没派上用场的木犁和牛轭，此时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这些工具在更换前都要用上十几年。在一间农舍外，我看见了一个用来筛选稻米的篮子，在这个用藤条编制的不大结实的篮子上写了“1997年”的字样。同我花在更换笔记本电脑上的费用相比，这个篮子的投资效益也不差。
水牛先被带入泥泞的农田中，然后拖着犁在一片一片稻田中来回蹒跚而行。每小时大概可以耕一块长100米，宽30米的地。它们看上去任劳任怨，非常顺从，而且农民们并没有采用哄骗的手段，更多地是鼓励它们。或许，拉着水牛耕地应该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运动项目。
我看到一头水牛和一个留着时髦长发、身着淡青色T恤的男子在一起耕地。他的卡其绿布鞋整齐地放在稻田的环形小道上，有五个人坐在一旁看着他奋力的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我走过去，跟他们说：“他干得那么卖力，你们却坐在这里，真是太懒了。”我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他们摇了摇头。“我们并不是懒惰，”其中一个人道，“我们在等他完工，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工作。”
他指向放在旁边篮子里的一簇簇秧苗。“这么看来，你们都是插秧的？”我问道，“要花多久？”
回答是：对这块稻田来说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一位妇女从我们这儿经过，对那些人说了几句话。当她走后，我问他们她是谁，他们说是田主。我问他们耕田和插秧的工钱有多少，他们说没有工钱。工作是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完成的——我给你耕地，你帮我插秧。
在我走向岳西县中心天堂镇时，天下起了雨。我逗留在一间小“诊所”里，这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当值的是王“大夫”。有个约莫30岁的妇女正躺在一个沙发上打点滴。我问她为什么打点滴，她说感到不太舒服。她回答时的样子让我感到她根本没病，所以点滴只不过是用作精神安慰罢了。我问她这瓶点滴需要多少钱，回答是：几块钱。那天，我也看了其他县的几个诊所，每个诊所都有点滴站。这个苗头不太好。难道中国的农民们正在对那些可以随意乱开处方、而且管理也很随便的静脉注射点滴上瘾？
318国道穿过岳西县西部一个宽阔的山谷，左侧有一排雄伟的山峰，保护着多数大别山上的那些无法进入的景区心脏。路面逐渐抬升。我走过一个村庄，在那里，有两个男人走过来，差不多是在跟我搭话。他们抱怨说，之前得到承诺将会获得洪水破坏的补贴金，但一直没有收到。
“我们很穷。”其中的一个人说，说话的同时手机响了起来。
“在我看来，你没有那么穷啊。”我说。
“在山区里，有人比我们更穷。”一个妇女反驳了那个男人的说法。
又往前有了一段路，我停在了一家小杂货店前，买了一瓶水，这是我惯用的一个伎俩，用来跟人搭话。于是，我和五六个十岁左右的女孩以及一个小男孩闲聊起来。他们说，他们都在当地小学念书，于是我让他们为我写下他们的名字。安徽的这一带地区的农舍墙上写着很多标语，有“女儿也是后代”，“生男生女都一样”，“关爱女孩”，以及“降低婴儿死亡率”。所有这些标语都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但在当前的农村地区，这个政策即指：要是头胎是男孩，就生一个孩子；要是头胎是女孩，就再生一个孩子。但现在的家庭规模小了很多，而且我所遇见的每个家庭似乎至少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在青岛、深圳或宁波打工。我遇到了一位负责看管一座村庄寺庙的69岁老头，我想知道当他归天后将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
我遇到了一个老农，当时他刚正从田里走出来，手里拿了一个装满刚拔起的秧苗的篮子，准备晚些时候再插。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双胶鞋和一双无跟袜。我向他提出要帮他拿装秧苗的篮子，他摇头拒绝了。
他叫朱南生，今年71岁。他说，他有5个孩子。在我们一起行走的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他有点醉了。可以说，在中国农村地区中，每天有很大一段时间处于醉酒状态的男性人数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我并不是在责怪他们。他们的日子非常无聊单调，而喝几口白酒对于在稻田里的工作影响不大。白酒是后天养成的嗜好，但这些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个嗜好。人们的麻醉剂是白酒，不是宗教。但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要比农民的孩子们所使用的鸦片替代品更糟糕。农民的家都有卫星电视，孩子们坐在电视机前，连续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从质量低劣的电视剧中了解世界。
电视并不只有坏的一面，它也是一个了解各种知识的重要窗口。但多数中国电视频道所播放的内容质量在多数情况下都非常低下。孩子们都能认字(中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普及工作是过去30年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他们书看得不多。在我拜访的几个家庭中，没有看到一本书。
朱南生领着我离开马路，走进一条布满尘土的小道，在穿过一个小溪之后就进入了他家院子。他的一个儿媳妇正在院子里，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几块松脆的米糕。她给了我一块，味道还真不错。朱姓老农牙齿不全，梳着一头白色直发，嘴里叼着一支烟，眼睛里满是血丝。他邀请我进入他房间，面朝院子。他让我坐在门边，然后往厨房走去，并拿出一只瓷杯，杯身上写着1992年一家国有工厂的名字。他把杯子洗了一下，把杯中的水往外一泼，然后递给我一听茶叶。“你拿一些出来，我的手很脏。”他说。于是，我给自己泡了杯茶，而他则蹲在门外选秧苗，然后，我们开始交谈。
他一生都住在这个村子里，并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他是这个地区50名党员中的一名。他说，他有3个儿子和2个女儿。
“这是违反规定的。”我说。
“不能这么说。”他回答道，“周恩来总理说‘一个孩子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加上如果你有女儿的话，灵活度就更高了。”他进来让我看了一些他孩子的照片，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放在一个小相册里，全世界的父母和祖父母们都有这么一本相册。一张照片是他儿子和漂亮的妻子还有一个小女孩一起拍的，而照片里的小女孩大有变胖的趋势，这就是城市生活的结果。我遇到的农村孩子身体都挺不错。就健康、均衡的饮食而言，普通的安徽农村孩子或许要比沿海城市的同辈好。
朱姓老农让我看了一份当地党委会授予他模范党员称号的文件。“年轻人再也不了解它的历史了。”他的一位老朋友说道。这位朋友是专程来看我这个外国人的。
接着，朱姓老农给我题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点了点头，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