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晏格文(Graham Earnshaw )

我正步行穿越安徽来榜镇附近山区的一座山谷。目光越过一条小溪，在对面的山坡上，我看见一间农舍赫然写着一条文革时代的标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带那必不可少的感叹号。这是我出上海700公里来头一遭看到。它骤然闯入我的视线，就如同邂逅了一位久违的老友。
我走进一座叫做“花灯”的小村庄。天气异常炎热，头上的天空是明晃晃的蓝。我正和几个当地人聊着天气，一辆顶棚装着警灯的微型面包车停在了我面前。车里居然钻出五个人来，其中三个身着制服，鉴于这面包车的尺寸，还真是令人咋舌。三人中最矮的一个向我走来，并取出他的证件。我笑着向他问好。
“哦，你会说中文？”
我点头。他手执一张塑料卡片凑近我的脸。
“这是我的证件。”他说。
“对。”我答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看看。”
“你是从哪里来的？”
“岳西。”
“岳西？”
“对。”
“你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我住在上海。”
“那你在中国住多久了？”
“很多年。”
“我能看一下你的证件吗？”
我把我的护照交给他。他们查看了所有的签证章，同时发出一阵惊呼。那个年轻的领导朝我转过身来。
“你在中国的某个地方逗留，必须先得到当地公安局的许可，这个你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这个地区不开放？”
“你到不同的地方去需要得到许可。”
我走的是一条偏远的乡村小路，但在地图上它被标定为318国道。
“那，这个地区不开放么？”我追问。
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今晚你打算在哪里住宿？”
“在岳西，国营的大别山宾馆。”
他把护照交还给我。“现在你准备去哪里？”他问。
“我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这地方太美了。”我展颜道。我朝他伸出手去，他握了握。“要不要大家一起走？”
他们重又挤进了小面包，然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的徒步旅行穿越中国的计划，是为了庆祝中国在对外开放30年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过了花灯，公路越过一座大拱桥，然后折向西南，进入狭长的山谷。这里农田开阔，而万里无云的天空则更加广阔。很多农民在大片的农田里插秧。我停下来为其中两个正在有条不紊地插秧的人拍照，离我最近的那个偷闲抬头看到了我。我向他问好。
“你好。”他答道，他笑得很开怀。
“这活儿看上去挺难。”我说。
“来试一把吧。”他答道。
这个，我怎能拒绝？
当我脱下鞋袜和衬衫，走上稻田中间的小径，一小群人聚集到路边。我把相机和钱包卷进行李中，卷起裤腿跳进田里。
泥土温暖而粘稠，比我想象的更深，我吃惊之余有些站立不稳，不过还是维持着没有跌倒。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递给我一束用竹篾捆住的秧苗，我注意到他的皮带上别着一部手机。他指着那些田线——纵贯整个稻田，插好的秧苗每一列宽度大约一米半左右，是用来指导其余秧苗的插种的。田线条条笔直。我的农民向导告诉我，两根田线之间应该插上五棵秧。我从成捆的秧苗中抽出一支，我这么做的时候，发现这需要一点技巧，以免用力过猛伤及幼嫩的根部。然后我把它们戳进泥里。我一遍遍地重复。
“稻秧必须上下左右间隔相同，”我的农民向导说，他姓王。 每次水平地五把秧苗插好，就退后一步插下一条。我发现要保持一条直线相当困难，而且，我常常发现在我想要插秧苗的泥地里有一个很深的坑。
“移点泥到上面。”姓王的说。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撇下我，去插他自己的秧。我插了几排，太阳狠狠地射在我赤裸的背上，我直起身来环顾四周。
这就是我，站在大别山及膝深的泥泞的稻田里与农民们一起劳作。我不再是路上看风景的人，而是这风景本身的一部分。晏格文穿越到另一时空。感觉挺好，很不错。这种感觉是宁静的，需求和目标很基本也很明确——种完这一块地，移到下一块，回家等着收成。我希望公安局的警官此刻经过这里，发现我站在泥地里，但他们没有。
我突然怀疑，泥地里是不是有什么虫子和水蛭在我脚趾缝里扭动打滚，天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但现在担心这些已经太迟了，而且我断定，这些农田经过整个冬季的干涸，还有刚刚过去的洪水，留下野生生物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结果，我并没有因为这次经历得了烂脚病或其它毛病。
我插了几束稻，可能总共有200支秧苗。已经足以找到干这活儿的手感，但还不至于感到腰酸背痛。
姓王的农民拿出他的手机拍了几张我在泥地中的照片，我请他用我的相机帮我拍几张，他照做了。我又完成了一束秧苗，而且认定我已干得够多了。因此，我费力地走向田边，在分割稻田和田埂的水沟里洗了脚。姓王的农民和他的同伴小憩片刻，走过来跟我坐在一起。他们像此地所有的人那样给我递烟，我谢绝了，一如往常。
“农民干活很辛苦。”我说。
“一点也不，”另一个年长一点的人说，“这活很简单。当干部要累得多。”
 我问了王先生几个关于他自己的问题，对我来这里做什么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向他作了简要的回答，然后问他晚上通常做什么。
“跟朋友们喝白酒。”他笑道。
“今晚你愿意跟我一起吃饭吗？”我问。他同意了，我就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输进我的手机，然后拨通，他的手机很快响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报出我的手机号码。太酷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呢，更没料在稻田里会经历片刻的高科技嫉妒症。
“你的号码是中国移动的。”他说。
我点头。“好吧，”我说，“你继续工作，我继续走路，我们今晚再见。”
我沿山谷向上，稻田渐渐缩小，竹子丛丛显现，山坡上出现一排排的茶树。茶在安徽的这个地区很重要，似乎每户人家都有一杯本地绿茶等待着我。
回到来榜镇，我拨通了王先生的电话，邀请他来这里的一家小旅馆。
王先生开着辆摩托车过来，我们坐在旅馆外面的大街旁，一张幼儿园用的那种小桌子和几张小凳子。这里没有其他客人，而且店家也没料到会有客人，因为他们不得不到街上的商店去买菜，回来做给我们吃。
王先生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全名是王全旺，高中毕业后便去了福建的沿海城市泉州找工作。他没在那里找到工作，因此继续向南到厦门，最后到深圳，在深圳他找到一个在当地酒店的工作，他一路升职直到成为大堂经理。在那里，他通过同乡会认识了一个安徽女孩，他们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妻子仍在深圳工作，小孩在来榜附近的家里与祖父母同住。王回家这几个月，是为了监督家里拆老房盖新房。我问他是否打算多生几个孩子，因为他的孩子是女儿，所以这应该是允许的，但他说他和他妻子决定不要了。他的父亲激烈反对这个决定并且想要个孙子。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在慢慢做他的工作。”王先生说。
整个晚上，我们喝了不少啤酒，但没有喝白酒。喝完酒，我们握了手，一致认为将来有一天会再见。然后，王先生开着他的摩托车穿过乡间浓重的夜色回家。同时，我决定不回岳西的宾馆，而是在来榜的这个小旅馆过夜。真是对不住花灯村的那个警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