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拒绝让19岁的马娇娇进行血铅测试后，她企图喝农药自杀。
马娇娇所在的村庄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附近一家工厂由于涉嫌造成当地铅中毒事件而被关闭。当地至少有615名儿童被发现血液中铅含量超标，其中166名儿童血液中的铅含量超过 250毫克/升，远超政府限定的100毫克/升的指标。政府组织的测试仅仅覆盖了14岁以下儿童，因此马的父母认为，以她的年龄已经无需参加测试了。自杀未遂的新闻一出，愤怒的情绪迅速在村中蔓延。陕西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众环境意识的增强。
整个七、八月间，全国各地都有工厂因周边居民要求遏制污染而被关闭。其中包括一座位于河南的镉工厂，由于涉嫌与两起镉中毒死亡事件有关而被关闭；还包括一家位于广东的炼油石化工厂，这家由中国石化和科威特石油公司合资成立的企业在当地居民的反对声中迁往别处。反对声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当农民对周围工厂污染的担忧得不到当地政府官员的重视时，他们就会采取行动。而对城市居民来说，他们的不满往往综合了健康问题和房产价值等更多中产阶级所关心的问题。
中央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警惕，目前正关注公民的担忧。对中央来说，这类事件已到了十分紧要的关头。7月下旬，政府采取了行动。位于贵州省和江苏省的法院接受了两起由中华环保联合会(ACEF，一家与环境保护部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诉讼，分别控告清镇市政府国土局和无锡一家港口集装箱企业。尽管案件尚未审理，法院受理本身便具有重大意义：北京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从而倾听他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由一个非政府组织，甚至由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提出诉讼，暗示已越来越习惯由民间组织获得环保问题的话语权。
尽管如此，地方如何有效贯彻环保法规尚待分晓。如果在经济发达地区，当地政府可能会重视解决环保问题。而在欠发达地区，就业和经济增长可能将继续被放在首要位置。
 
环境立场没有改变 
“中国将不会继续毫无限制地增加排放，也不会继续坚持所有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必须相同。如果我们那样做，这个地球就毁了，”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向《金融时报》作出了上述评论，表明中国对过去这一争议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苏伟的坦率表述，以及2050年中国减排期限的承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显得尤为突出，并积极推动着新闻界关注于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
我们过去主张，中国逐渐崛起的全球影响力将要求它在国际协议的制订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地域、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让所有将其排除在外的国际条约显得软弱无力，更因为这些协议同样关乎中国的切身利益。
因此，苏伟的声明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朝着这一进程迈出了一步？我们是否看见了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的表述上表现出了一种灵活性，从而反映出该国对其全球地位有了更成熟的认识呢？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2050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虽然这与语调上的变化一样同样令人鼓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策上的变化。
苏伟重申了北京在排放限额上的立场，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表了一份报告，描绘了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的立场，其中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将包括采用“(发展中国家)国内适当的减缓行动”，并将“有别于发达国家在国际法律下强制性的条约义务”。换言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免予强制性的排放目标。
同时，中国将继续对发达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措施提供财政支持和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