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人相信，建立直接投资关系是降低国与国之间政治冲突的最佳途径，但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向我们展示了相反的一面。如今，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陷入了僵局，而罪魁祸首正是直接投资。
双方最初的矛盾源自于中国铝业公司(中铝)未能如愿斥资收购英澳合资的矿业巨头力拓公司的股份，中铝原本希望能将其所持有力拓整体持股比例增至18%。正当中国还在为力拓的毁约而懊恼时，与力拓以及其他铁矿石供应商的价格谈判破裂又再一次惹怒了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中国得到的价格却几乎是日本和韩国价格的两倍。
失望的情绪使得双方的谈判气氛并不友好。首先，北京宣布将依据反垄断法对力拓与必和必拓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随后，中国以涉嫌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行贿等为由拘捕了力拓公司最高级铁矿石谈判代表胡士泰(Stern Hu)以及其他三位力拓员工。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力拓迫使中国的钢企多付出1000多亿美元的沉重代价，称中国已进入商贸谍战的高发期。

停滞不前
此外，由于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世维会头目热比娅的纪录片，这使得原本紧张的形势更加恶化。原本就拟议中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举行的谈判如今也似乎如人们所料想那样被搁置了。
然而，律师事务所Minter Ellison合伙人萨姆·法兰德斯(Sam Farrands)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的描述已经有些夸大其词了。萨姆专门从事帮助中国企业进行收购事宜的工作。
“报纸上的消息是在以讹传讹，”他说，“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反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上游能源与资源。日本人投资过，韩国人也投资过，这种投资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果从先例上看的话，你肯定会认为人们应该欢迎中国来投资，而不是反对它。”
确实如此，中澳两国的投资关系已经长达22年之久，而其中绝大部分的投资均是顺风顺水。两国间每年的铁矿石交易高达140亿美元，而投资额的增长也相当迅速。在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公司参与了澳大利亚总价值70%左右的兼并与收购活动，达成的交易总额价值175亿美元。
中国的工业需要煤炭、铝土矿以及其他一些在澳大利亚蕴涵丰富的矿产品。澳大利亚的公司则需要现金，而中国企业手中刚好握有大量的现金。这本该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存在分歧
澳大利亚这边对于责任的归咎存在着诸多分歧。西澳州总理柯林·巴尼特(Colin Barnett)认为堪培拉完全没必要和北京对立。“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要高于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巴尼特这样对媒体说。而其他一些政客则认为，既然中国不允许澳大利亚公司投资中国国内的矿业资产，澳大利亚为什么要给中国企业亮绿灯呢？
其中最富争议的一点便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性质问题。该委员会负责对入境的交易进行评估。一位与FIRB直接打交道的中国驻澳使馆官员表示，FIRB的运作应当更加透明化，并且他们应当对寻求在澳洲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做出更深入的调研。与此同时，经合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对FDI的限制程度排在第六。这份报告中还提到，FIRB是一个运作不透明的机构，它受到政策的操控，尤其是它被要求保护“国家的利益”。由于这个利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FIRB有着很宽泛的自由空间去对它作出解释。
不过，澳大利亚智库之一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项目主任马克·瑟韦尔(Mark Thirlwell)在报纸上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是无法解决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国际投资环境下，要想明确定义国家利益是十分困难的，那样做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不管怎样，对那些坚信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只是为了实现中国自己的利益，而澳大利亚的利益将被牺牲的人来说，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去攻击中国。首先，虽然中铝的国有企业性质使得澳大利亚审批该笔投资的过程被拖延了，而最终拒绝中铝的是力拓而非FIRB。但中国对此作出的回应却是依靠粗蛮的政治杠杆而不是运用商务谈判。这使得人们更加相信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是其广泛的、隐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一部分。
中国媒体以及博客空间上的反应也同样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评论家们大都未能对中铝的商业利益、政府的政治利益以及中国人民的福祉加以区分，或者认为，外国公司、政府以及民众的态度是可以分离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郭春梅在
《中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如果说今年二月份澳大利亚人与中铝的问题被中国低调处理了，而力拓上海代表胡士泰的间谍行为又只被当做个人行为来对待的话，那么澳大利亚想借热比娅来说些什么的做法显然已经挑起了外交领域的纠纷。”郭春梅写道，“事件的层层升级折射出澳大利亚内部充斥着不友好的反华噪音。”
虽说如此，一些澳大利亚人还是愿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例如西澳洲的官员们就不怎么看好力拓与必和必拓的合资。他们认为这样的合资未必比与中铝进行交易好，因为它聚集了这两家业界巨头的购买力。
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驻华商务代表处代表BJ·庄说：“如果你把西澳洲看作是一个卖家的话，你认为市场上是只有一个买家好还是有两个买家好呢？”
最终，中国和澳大利亚都需要相互合作。但是造成如今局面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就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质是由国家主导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最好的资源、人力资本以及信贷，而他们也更容易通过国内的审批。然而当他们走出国门后，别人却把他们当做中国政府的代表来对待，从某些案例来说，这并不公平。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很多情况下的预算限制较为宽松，而他们的管理文化又带有政治色彩，这使得他们在海外的竞争力不升反降。最终不论交易是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还是盈利的问题而破裂，它都将给两国的关系造成损害。

一个学习的过程
Minter Ellison的法兰德斯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至少学习得很快。他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经营业务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毕竟，中铝的竞购只是中国今年30多起收购交易中的一件而已，其他大部分交易并没有发出太多的声响。法兰德斯举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例子。与中铝试图收购澳大利亚公司的控股权不同，这家公司直接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行了资产投资，这使得他们躲开了外界的关注，也绕过了FIRB的审查。
法兰德斯说：“他们做得非常成功。虽然至今他们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他们已经从资产中获得了想要的利益，而他们的商业目标也正在逐步实现中。”
甚至连中铝公司的主席熊卫平近期也宣布，他们将再次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寻找新的交易机会。中国最大的铁矿石交易商中钢集团如今也非常活跃。中钢的代表们已经和西澳洲的巴尼特进行了洽谈，后者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一个计划价值33亿美元的港口和铁路项目。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高级投资委员王恒岩(Henry Wang)认为，从长期看，铁矿石纠纷案给两国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他说：“中国对于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兴趣并没有丝毫的下降。”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是一个专门负责促进海外对澳投资的政府机构。
然而考虑到这份兴趣背后的实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还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冲突。
 
全面合作
大卫·莱曼(David Lehman)是澳大利亚工程管理及建筑公司宝维士联盛(Bovis Lend Lease)的董事总经理，该公司也在中国提供项目交付以及房地产服务。本刊与大卫就绿色建筑的标准以及2010年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Q:    宝维士联盛对于建造更高效、更环保的楼宇建筑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中国的绿色建筑市场又是如何的呢？
A:    就那些绿色建筑而言，目前绝大多数都是由跨国公司负责推进的。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或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去推动这个市场的发展。

Q:    建造绿色楼宇有哪些技术要求呢？
A:    绿色建筑对于最初的的选址、中间整个建造过程以及日后如何管理都有很高的要求。你需要考虑能源消耗、建筑外观设计、智能空调设备、选材等因素。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我们在这方面都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目前，我们所拥有的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资质认证的专家数量在中国排名第二。
 
Q:    你们目前正在运作哪些项目？
A:    我们是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设计方和建造承包商。整个展馆的占地面积达8300平米，它是最大的参展会馆之一。管理这个项目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也使我们非常兴奋。我们的客户在堪培拉，而我们的建筑师和会展团队则位于墨尔本。我们的展品正在澳大利亚进行制作中，随后它们会被运往上海。在那之后，我们在上海和香港的咨询团队也会加入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