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蒂文 - M - 迪金森(Steven M. Dickinson)  Harris & Moure’s律师事务所

能源使用是中国增长前景的核心。在1980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几乎成就了奇迹：经济规模翻了两番，而能源使用只增长一倍。中国相信自己发现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并保证可以持续同样的发展脉络。
计划部门没有考虑到的是，经济重心急速转向重工业，并从2000年开始全面提速。2000年至2005年间，GDP增长远远超过8%的年度增长目标，他们欣喜的同时，也为巨大的能源成本所震惊。这一时期能源使用的平均增长超过12%。以此为基础，经济翻两番将需要6倍的能源消耗。
结论是严酷的：不断升级的能源消耗将威胁到GDP增长计划，使其脱离轨道。增长成本太高，将使经济发展无以为继。

疲软的政策
这一切恰恰应被视为一种危机。作为危机应对，2006年和2007年间，政府出台一系列致力于保护能源的行政措施，目的是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代，用双倍的能源，使经济每20年翻两番。
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政府制定了一大批现代化与创新的法律法规。政府将致力于能源工业现代化并推出市场定价机制。政府发起了一项重大的产业重组计划，清除浪费和过时的产业投资，严格监管，从公司层面确保降低能源的规定得到遵守。最后，地方官员被告知，未来的晋升将取决于能否达到能源和资源及减少浪费的目标。
2009年年终在即，这些项目的效应如何呢？能源消耗增长与GDP保持同样的增速，而不是比GDP慢50%。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低迷、正常产业结构转换的结果。没有迹象显示大规模的立法项目和相关产业层面的法规对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中国政府的计划部门已发现美国、欧洲和日本规划者早已认识到的问题：发布宏大的目标和起草政策挺简单，要付诸行动则非常非常困难。
即使是粗略的解读也显示，法律法规只是简单地对目标进行陈述。以循环经济法或可再生能源法为例。这些法令仅仅是高层政策和目标的简短陈述。它们往往缺乏使这些立法产生实际效用的坚定决心和承诺。它们缺乏数字标准，对特定技术、货币和税收激励、资金筹措或违反法令的惩戒没有具体的定义。因此，这些宏大法令所设想的整体计划实质上被忽视了。

难以抑制的饥渴
能源密集度近期有所降低，这是在经济危机阶段达成的，当中国产业经济再次开始满负荷运行时，将不可能得到维持。例如近期报道显示，与2008年相比，9月份中国的能源产量增长了10%。
即便能源消耗增长能与经济相匹配，要如期望的那样使消耗增长速度降低一半也是不可能的。对数据进行加工的欲望——拔高增长并降低能耗——一定十分强烈。到时候，看看2009年度全年的数据一定十分有趣。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中国GDP每增长1%，其“代价”似乎将至少是相应的1%的能耗增长。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规模从2010年到2030年如预计的翻两番，则能源需求也要翻两番。到那时，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同时也可能是能源浪费最严重的国家。
避免这一趋势的唯一办法，要么是降低GDP增长，要么是奇迹般地发现某种可再生能源，以便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产业经济提供燃料。而这又是另一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