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军  环境专家

碳排放问题或许能占领报刊头条，但中国水源问题的报道读起来同样严峻。在中国，水源供应紧缺，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常被污染。绿色和平组织表示，中国70%的河水、湖水及水库“无法达到人类安全使用的要求”。
中国希望到2010年将衡量水污染标志之一的化学需氧量降低10%，尽管这个目标确实挺难实现，但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们已在朝这个目标迈进。但即使我们成功地将化学需氧量降低10%，这个指标仍然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与此同时，该目标仅针对这一项指标，而其它一些污染物同样会造成各种不良影响，但它们还未被纳入我们的目标。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的目标应当扩展到减少氨氮及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的排放。
经济衰退有没有影响该项以及其它一些环保政策呢？我认为，涉及到环境政策问题时，任何政府都会再三权衡。我们知道，经济衰退确实影响到了中国环境目标的落实。在有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正试图为重度污染行业开绿灯。而在其它一些地区，地方环保机构进行执法监管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第一轮经济危机到来时，上述现象尤为明显。现在，事态已逐渐趋于平静，人们已开始为扭转这一逆流而不懈努力。长江流域两个大型水坝项目的停建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重大项目虽然能拉动GDP的增长，但中央政府出于环保方面的考虑，最终还是干预并阻止了项目的继续。
不过，环保执法仍然是个问题。很多企业无法达到基本的排放标准，我们的司法体系在环保问题上的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即使排放不达标，这些企业缴纳的罚金也比废水处理需要花费的代价小。如果我们探寻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在很多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仍把GDP增长凌驾于环保之上。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法院深度介入。我们需要提高工业用水的价格，因为在很多地区，工业用水价格十分低廉，企业从未想过对废水进行处理回用。我们需要政府机构加强执法力度。政府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加大处罚力度，而且还应当确保企业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积极配合执法。首先是公司对工厂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进行披露，这将提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
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程度已有了改变？如果你十年前在大街上找一个人谈论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我们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应当保护环境。任何有意义的公共参与活动都必须以透明度为前提：这意味着企业将暴露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并开始改变其行为。负责任的企业接着开始与股东一起携手解决问题。包括通用电气(GE)、沃尔玛(Wal-Mart)、耐克(Nike)在内的一些大公司正使用我们的国家水资源污染数据库来筛选其供应商。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研究中心，但许多公司都很重视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众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在处理水污染问题方面，我们既不缺钱也不缺技术。我们真正欠缺的是促进这些资金与技术实际运用的激励措施。
公众意识的提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有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厦门2007年时的对二甲苯项目。人们从多方面收集信息，随后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政府随即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并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众。这非常重要。最终，政府服从了公众的要求，停止了该项目的继续建设。

马军因其1999年撰写的《中国水危机》一举成名。2006年，他被《时代周刊》列入“改变世界的100人”名单；之后，他成立了公共与环境研究中心。该中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有关水污染的公共数据库。本文根据马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的观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