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新春，全球金融危机“乱云低薄暮，急雪舞风回”，中国经济似“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宏观经济数据捷报频传。GDP增速“破八”后，经济总量以逸待劳直逼日本，引来“中国崛起”惊叹声无数。
白承睿在《亚洲会创造奇迹》中指出，金融风暴使全球经济更加难舍难分，亚洲经济体“独善其身”的神话已随风而逝，惟有转变思维模式，方能实现持续复苏。
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得益于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通胀的脚步声已然迫近，如何在“宽松”和收紧的财政政策之间左右逢源？封面故事《后危机时代》尝试从决策、市场、企业和消费等层面，深度解析和探寻中国经济持续均衡的发展之路。
中国制造的崛起，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帅萍著文提出“后中国制造”概念：专注创新和打造品牌，发掘新的商业模式，并有更多企业勇敢地“走出去”。
罗兰·贝格是全球顶级战略管理公司之一，其亚洲区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及执行合伙人常博逸先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对热衷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发出忠告：国际化始于国内市场，欲登全球冠军的宝座必先摘得本土第一的桂冠。
世界第一职业经理人杰克·韦尔奇在《全球性思维》中将“情”列为跨国企业领导必备的四种新特质之首。在当今全球化商业语境中，“情”不仅指热情和同情，还要求充分理解不同的文化，尊重它们的传统和价值观。
晏格文先生在《家庭至上》中以跨文化的独到眼光，审视中国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异：农民大规模外出打工，数千万儿童在幼年时或多或少地与父母疏远——这在西方父母是难以想象的。
本期社论指出，数亿人口的大春运，折射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不同地域人群乃至家庭成员之间的撕裂和隔离。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形成巨大反差，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真正在城市立足和定居。
高企的生活成本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使先天不足的中产群体更为弱化——而这一群体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
2000多年前思想家管子就告诫：“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中国人均GDP还落在世界百位之后，“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但愿经济总量的“崛起”是向着富民之路迈出的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