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大春运已于1月30日隆重上演——北京地区提前10天开始。据铁路部门预计，从1月30日至3月10日，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1亿人次。节前重点地区是北京、广州、上海和杭州地区，节后是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合肥、阜阳和湖南地区。仅上海铁路局就将发送旅客3400万人次。而这还只是铁路方面的数据，如果加上内河航运、公路运输等承运的返乡客，数字更为惊人。
在1个多月时间里，至少两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来回“大挪移”，这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的“民主车皮”一样，不能不被视为是人类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观。
不过，可以预期20或3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的大幅提升，如此壮观的场面或将不复再现。
毫无疑问，终结春运的首要因素是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根据政府部门和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接近46%。但从每年春运的惊人状态看，这一数据显然有水分——将2亿左右农村户口的打工群体计入城市人口中，而这些外来打工者其实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使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无法真正在城市立足和定居。一路飙升的大城市高房价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一般白领群体也只能望房兴叹，更遑论收入微薄的农民工群体，何况在他们面前还横亘着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重重难关。
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普遍都在75%以上，比较乐观的预期是2020年中国的这一数字可达70%——没有把如下因素考虑在内：“半城市化”人群还会周期性地退回农村，“逆城市化”并非不可想象。但是，只要给予人们自由迁徙和定居的权利，只要城市对所有人敞开门户——城市化将很难逆转。
终结春运的另一个因素是中产化。很多人将中产阶层视作“社会稳定器”。但是，何谓中产阶层，在当下中国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调查似乎显示，过高的生活成本和过于脆弱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使中产群体大为弱化。
不过人们宁愿相信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一种趋势——将使社会生态大大改观。
麦肯锡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中只有1%达到富裕家庭的标准。根据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为数极少的富裕家庭对内需市场的促进十分有限。而城市化率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中产化，将是今后几十年主要由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GDP至上已遭到普遍质疑，对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决定论乃至全球化的反省和批评也已不鲜见。
数亿人口的大春运，折射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不同地域人群乃至家庭成员之间的撕裂和隔离，其本身就潜藏着非人道和非人性的隐疾。人文化绝非经济发展的附庸或装饰，而是发自于人性、人道的内在需求，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的关照和反思；包括对传统伦理道理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对现代民主、法治原则的趋同。因此，终结春运的最根本因素是经济发展中日益显现的人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