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晏格文(Graham Earnshaw)

几年前，当我置身于湖北平原广袤的稻田之中时，我遇到一位正在扬谷的农夫，他将一铲铲的脱粒稻谷撒向空中，好让风吹散其中的谷屑。
“你信不信神？”他问我。
“不信，”我说，“你呢？”
“我也不信，但我有良心，这就足够了。”他回应我。
我向一位上海城市小资复述了这段谈话，他颇有感触地点着头。“我们不应该小看农民思想中的人情世故。”他说。
引导我们认识中国国民性的林语堂先生想来也会点头称是。
“自从发明了抽水马桶和吸尘器，现代人似乎以人的干净程度来评判他的道德水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吾国吾民》一书中这样写道，“我曾听到满怀同情的外国人说中国农民‘活得像牲畜一样’，他们实施救赎的第一步似乎是对农民的茅屋和物品进行总体消毒。然而，人性退化的标志不是不洁，而是对不洁的恐惧。事实上，生活在供热过头的公寓或豪华轿车里的欧洲人比住在低矮的、未经消毒的茅屋中的中国农民更不适应生存。”
尽管一般中国农民是能屈能伸的，但在林语堂先生眼中，受过教育的城市中国文化则显得过于世故和陈腐。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千年来文明生活影响的印迹，”他写道，“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原始丛林中先人们所拥有的征服与冒险的力量，中国人几乎已丧失殆尽。”
请记住，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林语堂把那个时代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与西方人的做了比较——饮茶、游园、练习书法；西方人则是充满活力的运动、积极的旅行计划，定期的冷水浴。
这种比较今天是否依旧适用呢？诚然，中国在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表现出色，同时体育运动被纳入中国的校园生活，通过这一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消解这一问题。但举例来说，我到现在仍然很少看到中国儿童在街头踢足球，而这在世界其它绝大多数地方是极常见的。虽然有不少中国人打太极，但一般业余打太极不太算是一种体育吧！电视节目也更谈不上。
不过，林语堂总结道，尽管几千年不间断的文化导致了过分的世故，华夏民族依然保持着非凡的活力，这种活力使这个民族得以在生存、繁荣乃至阶段性复兴的同时维持其基本的特质。对此他给出了三个原因。
首先，他写道，每隔800年左右，总会有新鲜血液注入汉民族的历史积淀中。其次是家庭结构，这种结构如今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第三是中国社会中缺少任何固定的阶级结构，他指出。
在此，我不想谈论民族再生和阶级问题，尽管这两者都十分有趣。我想代之以谈谈第二个因素——家庭。
今天，家庭仍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基石，尽管其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已不复林语堂先生所处的20世纪初的强大和令人窒息。这是件好事。但我想从我当前的视角提出两点看法。
家庭之重要不仅在中国，对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来说亦然。爱的感受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亲近的需要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中国的不同之处，依我之见，在于中国家长对子女的生活实施控制的程度。他们学什么，和谁结婚，投身怎样的职业生涯。西方人的方式是很早就鼓励孩子变得更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如中国人有时所认为的那样，西方家庭成员间的爱会有任何减少。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正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遭受动摇。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民工体系，这一体系令全中国数千万儿童在幼年时，或多或少地与其父母疏远，这种疏离在西方人看来是奇怪的。
西方家庭成员之间或许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但一位西方母亲在生下孩子几天后就去遥远的地方工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