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晏格文(Graham Earnshaw )

我穿行在罗田县的乡间，这里地处广袤的湖北平原的东部边缘，当我在一家小店的门前驻足，我遇到一位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英国人。
“英国曾经蹂躏过我们。”这个女人一边说一边神经质的大笑起来。
“英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我说。
“八国联军。”她补充道。
我打定主意，不为我祖先的行为道歉。“可是，英国现在变弱了，而中国正在越来越强大。”我说。
“但是英国比我们更发达嘛。”她说。
“任何地方都有穷人和富人，”我说，“你有电视，有电话，有新鲜空气还有好吃的东西。你算穷人吗？”
“嗯，大概我还不算很穷吧。”她承认。
我走进一个叫做石桥铺的小镇，在一座池塘边做片刻的流连，看女人们在那里浆洗衣物。在我的想象中，中国农村的多数衣物仍是在溪边池畔手工浆洗的。洗衣的任务俨然成为一种仪式，妇女们在这一仪式中，暂别昏暗阴沉的农舍，在露天下尽情的聊着家长里短。在我穿越中国的漫长行程中，我从未在任何一处溪流或池塘边见到过洗衣的男人。
石桥铺镇是个喧闹的集市，而我则行色匆匆地穿过小镇，越过一座颇煞风景的水泥石桥，出了镇子，重又踏上一条绿荫满地，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间小道，不管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作何评价，其于上世纪60年代在道路两旁种树的行为无疑是正确不过的。
我遇到一大片蜂箱，在中国，这些棕色的木板箱构成一座养蜂场。我在途经安徽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每一座养蜂场有几十个嗡嗡作响的蜂箱，蜂箱有1米多高，养蜂场的一边有一座关着门的临时帐篷，那是采蜜人的住所。我认定这正是了解养蜂行业的大好时机，便向养蜂人作了自我介绍。
王秋东来自东部的浙江衢州。他44岁，照管着80个蜂箱。他说蜂场的迁徙是随季节而定的，一年大概4到5次。他以养蜂为生已经20年了，走遍了四川、山东、内蒙古，为他的蜜蜂寻找好的采蜜地点。采蜜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总是四处迁徙，游离于当地文化之外，有着一套不同日程的暂住客。
他估计每个蜂箱中有4千到5千只蜜蜂，这意味着他大约照管着近50万只蜜蜂。每只蜜蜂的寿命约为1个月，而在正常环境下，搜寻花粉的行程半径约为5公里。蜂后能活7到8年，是由养蜂人单独喂养的，他说。
这些“甜蜜的吉普赛人”似乎有着非常一致的生活方式，因为从蜂箱和帐篷这一点来说，我所见过的蜂农可谓如出一辙。可折叠的容身之所是用深色的防水布罩制成的，里面有一个炉子、一张床和一个装满蜂蜜的大缸，还有大量用来盛放零售蜂蜜的塑料瓶。王先生给我一些蜂皇浆，但我谢绝了，我喜欢普通的蜂蜜。蜂蜜的价格是8元1斤，1斤合三分之一升。当天晚些时候，我品尝了面包卷加蜂蜜，那是一种很可口的甜味，不过非常稀，而我更喜欢浓稠的，这无疑是我曾经尝过的最新鲜的蜂蜜。
王先生说收入好的月份他可以挣1800元人民币，不好的月份则少得多。差别取决于天气，因为养蜂人就像北京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样，是靠天吃饭的。他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当地居民，但也批发给蜂蜜采集商，他们将蜂蜜合成后再贩卖到国际市场。他说他打算到50岁时结束流浪的采蜜生涯，退休回到他的老家衢州。
王先生向我展示了蜂箱，打开一个蜂箱露出一连串木质板条，里面黑黝黝地长着蜂巢。蜂后在蜂巢中间的某个地方，但我却看不到她。每个蜂箱都有一个敞开的小门，蜜蜂何时外出，外出多久全都悉听尊便。这里没有强制性的宵禁。
对蜜蜂来说没有什么未知的疾病，王先生告诉我；在养蜂业中，没有相当于口蹄疫或禽流感这样的疾病。他们遇到的唯一问题是，个别蜜蜂偶尔会采集含有杀虫剂的花粉，在蜂箱中引起少量蜜蜂的死亡。
当我与王先生交谈时，另有几位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其中有一位热情的老人，名叫叶丁武，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我住在上海，并问他是否曾经到过那个大都市。
“我哪也没去过，”他宣称，“我在石桥铺待了一辈子。过去，在毛泽东时代，谁都不许乱迁移，人人必须待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他用手臂做了一个封闭的动作，“现在政策变了，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我不行。我现在太老了，哪儿也去不了了。”他说话时面带微笑，有意挑起我的不同意见，而我确实不敢苟同，因为他精瘦而健康、思维敏捷，行动比那些中年人还要敏捷许多。
我在正午炎热的阳光下继续赶路，我沿着一条漫长的，微微倾斜的山谷爬上一座山脊，它的名字叫做山。“山有什么含义吗？”我问一个住在山顶上的人。“这只是个名字。”他说。事后，我的字典告诉我，是雾气弥漫的意思。
我遇见一群人，他们正往一辆卡车上装木材。他们告诉我一根木头有80斤重。我问他们是否需要运送木材出山的许可证，但他们的回答含糊其辞。“这些木材要运往哪里呢？”我问道。“运到当地的一个矿上，”他们回答，“用来支撑矿井的通风井。”
我从一个正在下坡的盲人身边经过，他拄着棍子，沿着封闭的路沿探路，独自沉静在他自己的黑暗世界之中。在路的右边，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河流，水流长而浅，道路则从另一边向南，在尖角处一拐，然后沿着水流的西岸向上。我在一座房子附近停下来，俯瞰这一湾湖水，享受从东面山上吹下来的凉风，一个男子从房子里出来，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看我究竟是谁。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问：“这个湖有名字吗？”
他看了我一眼，样子好像在说，这实在是个愚蠢的问题：“当然有名字。这是凤凰关。”后来我才知道，凤凰关在25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战国时代，这里曾是楚国东部边境的要冲。不过，那天我从张先生那里所了解的全部只是湖水清澈无比，湖里的鱼因水污染极小而味道鲜美(中国农民越来越意识到，没有城市那样的污染是幸运的。)
我向这位男子问起他的家，答案是一座古老传统的农舍。“你家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有几代了？”
“数不清啦，”他说，“说来话长了。”
也许张先生的某位先祖曾是古代楚国边境的守卫。
“最近几年这里生活变化大吗？”我问。
“非常大，”他回答，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想都不敢想的变化。我们不必再交税了，政府反过来给我们钱。谁能想得到啊？”
农业税是2005年废除的，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地消除了几个世纪来的矛盾。在农村的围墙上，还能看到一些标语，警告人们不得以殴打、围堵、叫骂等行为骚扰收税人，但这些都已一去不复返了。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找到一个安置农民的完美方式，不再骚扰他们，给他们一些钱，给他们机会，允许人口流动，使他们得以外出挣钱，然后带回家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农民心情舒畅，天下太平——相对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