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晏格文(Graham Earnshaw)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但民间传统几乎完全建于农业社会之上。城市、官僚、商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是微小因子。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堪称日新月异。
我们如今身处的新的“新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城市社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的社会构造、风俗以及生活中迎来送往的细枝末节，在很大程度上仍根植于旧的农村生活。
我在上海的弄堂里住过几年，亲眼见证了这一方面。我住的旧弄堂(现已拆迁)的设计，居民们过去的交往方式都体现了一种乡村式的生活安排，从居民的角度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单纯、开放、互助、热衷于打听家长里短的环境。平淡的生活场景一如江苏的乡村生活，而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正是来自那里。
现代中国公寓式生活小区再次表达了对维持这种回归乡村生活纽带的渴望。然而世界在飞速改变，许多传统及其中的内在联系正在死亡或消解。仅电视这一样东西的力量便是压倒性的。但是，林语堂先生十分坚定地把中国人、中国文化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林语堂是我探索中国文化与心理中基本元素的向导。
“由于乡村生活常被视为完美的生活方式，(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光是来自农村，且复归农村，”他在《吾国吾民》一书中写道，“这种乡村式理想表现在艺术、心理以及生活中，如此深植于中国人的群体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
这是他们的本能，他说，使其“崇尚农耕文明，而机械技巧，并且热爱纯朴的生活，发现生活的愉快而不至劳形役性，因而在一代又一代的诗歌、绘画与文学中宣扬‘归田’思想。”
总的来说，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在农村心理中还有一些元素也是值得注意的。在我步行穿越中国途中，我间或在不同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警告。这里的本地人，他们看上去都是好人，不过对西面的、东面的，或其它地方的人，就要多加小心了。这种传统，换句话说，这些村里人只相信他们的自己人，对别村的人则心存戒备。
我不能确定风气是如何渐变到现代世界的，我没有确定的答案。当然，林语堂也没有，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除了黄浦江畔租界里的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当时的中国完全是由农业社会构成的。
我喜欢中国社会中人民与土地之间仍存在着牢固纽带这一观点。或许有一天我可以生活在中国农村，建立一个小圈子，成为独立于广阔的外部世界的一个小团体中的一分子。何乐而不为呢？我喜欢新鲜的空气。
“亲近自然意味着拥有肉体和精神的健康，”林语堂先生说，“乡下人不颓废，只有城里人才颓废。”
这或许言过其实。但我尊重林语堂先生的观点，并且我赞成与土地更亲近对人是有好处的。但这对居住在中国大城市中的普通人来说，这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城镇生活是大多数人的未来。
因此中国(乃至全球众多其它国家与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某种非电视的渠道，维系与土地、本质和原汁原味的中华传统之间血脉相连的感觉。而这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