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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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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8日

(编者按: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于198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于2007年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2010年改任非执行董事长。2012年2月从该公司退休,专注于学术研究。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曾在全球化、中国与印度的兴起以及其他问题上发表研究报告。他曾预言中国将在2025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010年:破解消费难题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经济学家们意见有分歧。斯蒂芬?罗奇就是其中一位。他告诉《CER中经评论》为何最近的复苏并不一定有利于长期的改革进程。

问:你对中国如何走出低迷期有何看法?

答:中国做了它必须做的。它经历了巨大的需求冲击——主要是外部需求——导致了广东省失业农民工的增加。政府选择了一个快速解决的方法,就是使用银行资助的基础设施开支。但这不是处理问题的合理办法,这些举措可能还会引起不良后果,尤其是如果它们明年再次发生的时候。这些问题的开始和结束都和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政府不希望看到增长速度减慢,这样会产生新一轮的失业并加大社会动荡的风险。

问:你关注的是出口部门的麻烦事,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还特别关注中国低迷时期的房地产市场过于积极的紧缩政策?

答:下面我们以出口部门为例,从2001年到2007年间的GDP从20%增长到30%。随着外部需求的冲击,它一年间从2008年7月的26%降到2009年2月的-27%。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楼市的政策是一个直接的问题。但以出口为主导的广东省所出现的大量失业报道表明了强大的外部需求冲击。

问:就放松刺激方案的效果而言,你有什么期望?

A:大部分刺激将在2010年年中起作用。但专门促进出口复苏的来自外部需求的支持将令人失望。如果看到中国2010年下半年出现另一次衰退期,我不会感到奇怪,我相信政府还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疲软的经济。

问:实际上能这样做多少次?

答:你可以在国家控制的系统中做很长时间,但你不得不去处理后果——失衡状态,银行系统更高额的不良贷款风险以及流动性过剩泛滥的资产市场。

问:因此它不会永久继续下去?

答:这场危机是所有关于不可持续宏观经济失衡的,中国也避免不了。也许他们的积蓄和国家控制下的资本配置机制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面对失衡问题,不过他们也必须要面对。政府知道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支柱不像以前那么强劲了。我认为在2011年制定的第12个五年计划中,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广泛而且明确的方案,即改变模式、刺激国内个人消费的方案。

问:什么样的方案?

答:主要有三个举措:第一,社会保障网络:社会保障、个人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致力于减少因过度恐惧而增加的预防性积蓄;第二,在中国的中西部通过税收政策、土地改革和启用IT技术支持农村收入的实现;第三,提供一个大型的消费品和服务产业发展蓝图。中国服务领域占GDP的40%——在世界任何主要经济中所占比例是最小的。如果中国推广这些措施,他们将真正能够促成一个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社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会有持续失衡发展的风险并最终承受痛苦的后果。

问:五年计划的关键因素通常都会提前通告,你发现正在寻找的迹象了么?

答:根据我与中方官员的讨论,我希望计划在几个领域展开。至于我们是否得到所有想要的,说这个还为时过早。我认为到2010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

问:这些改革所涉及的面太大了,即使明天开始实施,您也不会在短期内看到大的效果。应该如何平衡目前的需要呢?

答:他们将采取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们需要有力且有效地继续这一结构日程。好处会比人们想象的来得还要快。我并不赞同中国人血液里遗传了储蓄基因的观点。过剩的积蓄是理智的,这是由于缺少安全保障网络和劳动力无保障造成的。如果你解决了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相当快地“左右”储蓄行为。所谓相当快是指你会在五年计划期间取得重大进展。

2012年:期待改革加速

在告别了过去三年借助政策刺激所取得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将会如何着陆依旧是全球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逐步放缓还是大幅下挫的背后存在着包括银行债、国际贸易和房地产在内的众多变数,而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看法也可谓大相径庭。

如果将这些人划分成看空与看多两大类,斯蒂芬·罗奇显然可以被归入后者的范畴。罗奇之所以看好中国,部分原因在于过去10年间,中国的规划者们已经展现出了实施大规模经济改革的能力。即便如此,他也承认中国的经济决策者们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最大问题在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与基础设施投资。身为全球最富声望的经济学家之一,罗奇向《CER中经评论》分析了这些问题以及中国可能会在2012年遭遇的各种障碍。

问:你觉得来年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会是什么?

答: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必须快速转变增长模式,从外向型转为内需拉动。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说要向内需转型,但是目前的进程仍非常缓慢。美国和欧洲的危机提醒我们必须迅速做出调整。“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缓慢渐进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目标市场,美国和欧洲目前正处于大规模去杠杆化的早期阶段,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将非常有限。由于外部需求持续低迷,而中国又迫切需要吸收过剩劳动力以避免社会动荡,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而不是一两年之后才会到来。

问:去年的经济重新平衡工作是否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答:进步是有的。包括汽车、家电市场在内许多主要领域里的消费者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但是进步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已经停滞。来自乡村的农民工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确实有所进步,但是这个进程是否有加快呢?我只能说没有。这也是我对“十二五”规划不满意的地方:实施的速度依旧缓慢,必须大幅加快。我认为政府换届并不会给战略实施带来负面影响。新领导层的战略是以“十二五”规划为模板打造的。

问:你曾表示去年底参议院的汇率法案是受到了误导,那么当涉及中国问题时,立法者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答:美国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双边贸易问题,事实上美国面临的是多边贸易问题。而我们之所以存在多边问题,是因为美国人总体上没有储蓄,你不得不从海外进口过剩的储蓄,然后通过庞大的经常账户和多边贸易赤字来吸引资本。因此如果你不去根除背后的储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对华贸易制裁来解决贸易问题的话,中国人就会选择去其它地方,这样一来美国工人的处境就会更糟,因为所谓的其他地方很可能是高成本的生产国,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因此受到压制。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推动这个法案的政客们想告诉人们“我们是想解决你们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在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触及那些抑制美国储蓄的错误政策。

问:由于担心信贷质量恶化,中国银行股在市场上的表现已经持续低迷。在你看来,这个问题、尤其是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债务威胁有多严重?

答:问题看起来确实存在,尽管目前的实际情况还不甚明朗。考虑到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现状已经得到证实,来年的信贷周转的确会出现些许恶化。一些地方债可能已被投资用于将会失败的错误项目当中,但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金额。因此我们不知道不良贷款率会从当前的1%上升到2%还是5%。这场辩论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是我敢打赌这个幅度会很小。因为在这些债务中,有一半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8,500亿美元新增债务中的绝大部分是用于既定项目的加速建设,它们早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划之中。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债务?所有关于表外债务风险的传闻只是捕风捉影罢了,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该用什么指标去对表外风险进行全面的衡量。

问: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亚洲的崛起是与过去10年间全球流动性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你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它预示着未来的增长会如何?

答:我并不认为亚洲崛起是流动性提高的结果。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促成了亚洲的崛起,而中国的出口增长是由发达国家的消费泡沫所推动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虽然流动性的确和出口相关,但那只是推动泛亚洲地区增长的次要因素,真正的主要因素是亚洲生产平台同进入发达国家的贸易流动之间的联系。

问:你觉得紧缩调控是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又或者说你认为通胀会在2012年卷土重来再次成为焦点?

答:我并不认为对抗通胀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在事态发展成为严重问题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很好地作出了应对。他们已经利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对付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是,他们采取了行政手段来处理食品价格上涨问题。此外,为了减缓超额信贷的发放,中国政府还大幅上调了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的汇率已经有些许上涨,而中国人民银行也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五次加息。我认为这些措施相当全面,它们应该能有所斩获。虽然政府或许愿意放松一些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我并不觉得他们会因此对通胀掉以轻心。

问:中国高层领导人敦促西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中国是混合经济体,这里拥有充满活力、增长迅速、以市场为基础的民营经济,但是仍有一部分行业处于政府的高度掌控之下。因此很难用黑或白、市场或非市场来界定中国。我觉得改革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以市场为基础的那部分,它们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应该得到鼓励。但是政府并不愿意就此放开对体系的控制,将经济完全交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管理。考虑到过去三年间的危机,中国政府的部分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从中认识到自我调控的市场同样会充满风险。因此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非常重要。

问:是什么在推动中国金融自由化或开放市场的进程?你觉得结果会如何?

答: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利率自由化是等式中缺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从实际情况看,存款利率只能给储户带来负回报。长久以来,存贷款之间的利差一直是为中国银行体系提供资金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可持续性。你不能指望通过压低储户的收益来为金融机构提供虚拟资金,因此我觉得这个情况需要得到改变。

问:你会如何将中国与其他出口国家进行对比?中国刺激内需的前景是否会有所改善?

答:拉动内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中会涉及许多变量。我确信倘若明年全球经济像2008年和2009年那样大幅下挫的话,深受债务和房地产问题困扰的中国政府很可能无法用与三年前相同的方法来刺激经济。他们的选择会更为有限。因此大刀阔斧地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将变得至关重要。你无法继续用一个和当前中国经济一样不均衡的模式来应对危机。温家宝总理在五年前就指出中国经济的最大缺点在于它是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这些特征正在将中国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假如政府能够在过去几年里更好地平衡经济,中国经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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